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此时，党和人民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是拨乱反正。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拔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转变到各方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变到对外开放，这三大转变与随后强调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起，构成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基本框架。

    邓小平曾这样评价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的伟大意义。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第2卷第159页）。江泽民进一步作了全面概括，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