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的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会场遭同组委员质疑，在分组讨论时，一男委员说，“你是一个厅局级干部，怎么只有70多平方米的房子呢？”而一女委员则说，“他只说了一半，他2003年有房子卖掉，他应该有两套房。”对此，范松青回应道：“我现在实实在在只有一套，72平方米，多一个平方米都可以没收！”（《新快报》1月22日）
　　自从范松青公布“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的宣言后，就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被认为“坏了官场潜规则”和“这个政协副秘书长走到头了，回家卖红薯吧”的话语背景下，遭到质疑是可以想象的。尽管范松青的公开透明，可以让质疑烟消云散，但有人效仿吗？这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课题。
　　而据《南方日报》记者调查显示，八成受访官员愿公开家产，但是，当对“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 范松青的质疑出现时，我们却很难看到效仿者的再现，是调查结果有问题还是官员心虚呢？进一步的追问是：靠什么给官员以勇气以成为效仿者呢？
　　范松青的观点无疑值得分析，“我自己公开财产不是豁出去，我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职尽责，如果再往深处走，就越位了。”并且，他认为，“其实说透了，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家庭财产较多、且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的官员。这是一个显规则与潜规则的博弈，是一个权力与法律的博弈，是一个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博弈。”笔者的解读是，其一，官员公开财产是责任和义务，其二，官员财产来源问题确实存在，其三，惟有树立官员无隐私和尊重公众知情权的理念，才可能让显规则战胜潜规则。

　　就笔者的观点，要使“愿做财产申报公开第一人” 范松青不只是受到质疑，而是有效仿者，至少要消除三种混乱逻辑。

　　一是官员财产是隐私。事实上，官员的财产属于隐私根本不能成立。首先，公务员的身份有别于普通人。他们既是普通公民，又是政府公职人员，申报财产的义务是针对他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身份的。其次，公务员手中公共权力的廉洁性质要求公务员不管收入有多高，都必须申报自己的财产。再次，现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的廉政监督机制力度不够，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正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刚性措施。
　　二是财产公开不利于官员。官员财产公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证明自身财产的合法性和消除公众的不信任情绪。在民众对于官员的种种指责中，最激烈的莫过于利用职权谋取经济利益。这种指责有时走得很远：对于官员的任何财产的增长——不管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都表现出了普遍的不信任。民众的这种情绪无疑给政府提出了一个难题：怎样才能既维护官员的财产权利与财产增值权利，又能够消除民众相关的怀疑情绪呢？解决这个难题的出路只能是找到一个办法来证明官员财产增长的合法性、正当性。可以说，官员财产公开既能自证清白，也是对官员的无形保护。
　　三是财产公开只能“学习”，只能“试点”。现实中，不少地方对于官员财产申报一直处于“学习”、“试点”阶段，说起来还振振有辞，如广州纪委将赴香港澳门学习官员财产公开，真的如此吗？就笔者的观点，官员财产公开不是学习的问题，而是一个决心问题，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如果一直处于学习、试点阶段，恐怕就永远不可能出现效仿者，相反，会制造越来越多的质疑者，最终让公众对官员财产的诟病越来越多，这难道不是得不偿失吗？
　　在一定意义上，“厅官一套房”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是对官员无隐私的诠释，更是对官员的启蒙。因此，我们的问题是， “厅官一套房” ：谁在质疑，谁来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