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事·锐话题·关注“民资突围”之三）

　　“注册一家公司要跑遍一座城”——多地民营企业负责人热盼“松绑开路”

　　新华网北京9月7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韩振 陈尚营 姚玉洁）今年以来，国务院多次要求“简政放权”，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指出，多设“路标”、少设“路障”，为民间投资参与市场竞争“松绑开路”。

　　山东、重庆、长三角等地部分民营企业负责人认为，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问题把脉很准，药方对症。目前企业确实仍面临着审批手续繁琐，收费项目过多的问题，对企业设立、成长壮大形成制约。热盼为民企“松绑开路”，进一步削减不必要的审批环节，去除各种不必要的收费项目，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氛围。

　　各类审批繁琐　企业身心疲惫

　　山东、重庆、长三角等地一些民营企业负责人表示，在中国经营企业非常辛苦，除了要应付市场考验，还要应付检查和年审。从公司设立起，每年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有关部门打交道，搞得企业身心疲惫。

　　山东济南市民李女士想开办一家在小区内供儿童嬉水的公司，从去年11月初开始，李女士便为注册公司奔忙，用了40多天才把营业执照拿到。与此同时，李女士的爱人在美国特拉华州也注册了一家公司，其过程之简便令李女士感慨颇多。

　　“我国注册公司过程非常繁杂，你得去工商局、银行、公安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部门等，这些地方又很分散，从头到尾，差不多要把济南城跑一个遍。”李女士说，在美国注册公司所需时间、手续、费用都比国内少很多。记者采访了解到，尽管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推行注册公司一站式办理，但具体到某个实例，“一站式”却大打折扣。

　　企业设立后，每年的年审也令他们苦不堪言。重庆涪陵成品油协会负责人称，一个民营加油站，上面有商务局、安监局、消防、公安、技术监督、防雷办等10多个管理部门，每年有四五个部门需要进行年审，每次年审至少要提交10多项材料，加油站本来就人手有限，除了正常的业务工作，还要整理这些文字材料，根本没有精力，但不把这些东西整理好，就不能正常经营。

　　长三角某省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行政审批，大量带有“官方色彩”的评估报告，也是企业绕不过的门槛。一个大型建设工程，有28个环节需要有相应资质的咨询中介机构出具报告。“最夸张的是有个必走的环节要请第三方机构‘审图’，企业出钱费时间，可是最终如果工程出问题，‘审图’机构又完全不负责任。”

　　“首先要找有相应资质的咨询中介机构，完成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然后是要找有相应资质的环境影响评估机构，出具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告书等，同时还要出具节能评估报告书和报告表，交通影响评估、地块封闭测量图、日照分析报告、施工图审图等。一系列过程走下来就要小半年的时间。”该企业负责人说。

　　收费名目繁多　企业不堪重负

　　审批往往与收费密切联系。受访的民营企业负责人称，繁琐的审批不但给消耗了企业的精力，也花费了企业大量的资金。除了政府部门的收费，相关中介咨询机构也来“分羹”。

　　长三角某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仅请相应咨询评估机构完成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出具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告书等，这一环节收费最低5万元，最高超过40万元。此外，还有可行性研究报告最低收费6万元，节能评估报告书和报告表收费最低10万元，交通影响评估费用最低10万元等。总体下来，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

　　重庆涪陵区成品油协会负责人也质疑当地每年组织加油站安全负责人及加油员培训的正当性，“每人每次培训要收费980元，一个加油站每年要支出3000元，国家并没有强行规定，加油站也并未更换工作人员，根本就不应该培训收费，并且培训费用也太高。全市仅此一项，就要收费上千万元。”

　　“简政放权”松绑，还需引入第三方监督

　　繁琐的手续和众多收费项目，让一些企业不得不“非法经营”，不但增加了法律风险，也很难做大做强。一些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向社会、企业、市场放权，为企业沉重的负担“松绑”。

　　重庆一名文化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顺利拿到一张演出场地经营许可证，他需要经过消防、卫生、工商、文化等部门的审批，审批事项多达数十项，全单位的工作人员什么事情都不做，也至少要弄半个月左右。因为太繁琐，他索性放弃申请该许可证，一直以来都是“非法经营”。但由于手续不全，很难将公司做大做强。

　　对此，重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廖成林表示，过多的行政干预，不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甚至会对企业造成巨大的伤害。由于守法的成本太高，个别企业甚至选择铤而走险。放任这种结果，政府失去的是企业的信任，市场失去的是健康的企业。8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真正做到简政放权，要在理清政府同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理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后，进行审批制度的改革，对市场放权，对社会放权、上级向下级放权，给市场、社会更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特别在资源配置方面，政府要最大限度地避免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配置各类资源，把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让位给市场。

　　汪玉凯、廖成林等专家建议，当务之急是建立两种机制。一是交流机制，即政府与社会、企业的交流机制，了解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进而决定削减哪些审批项目，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决定怎么简政放权。二是监督机制，引入社会力量开展第三方评估，对各地的简政放权的实施状况进行监督，否则相关部门必然缺乏改革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