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孩子”的谣言让黑龙江的孙老汉白白遭了一顿打。6月19日，孙老汉去济南看三个月大的孙子。相似的后脑勺让他觉得“孙子”被抢走了，上前跟人争执，结果孙老汉被当成人贩子，受到群情激奋的路人围殴。

　　最近，在各地大范围传播的“抢孩子”谣言闹得人心惶惶。其暴露的是为人父母安全感的缺失和对“天下无拐”的渴望。虽然拐卖儿童犯罪远没有渲染的严重，但要做到“天下无拐”也并非易事。这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公安、民政、教育、财政等政府部门、社会组织还有普通民众的参与都不能少。

　　尴尬收尾的爱心转发

　　连续两天了，青岛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的置顶位置，都是同一条微博——“揭秘‘青岛抢孩子’那些事”。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青岛发生抢孩子的“重要提醒”在网上大范围传播。根据青岛警方的梳理，进入6月份以来，就已经有6则类似的信息。经过查证，这些均为假消息。

　　信息出现，网友转发，警方辟谣，最终以尴尬收尾的爱心接力目前已经在全国多地上演。这类“抢孩子”信息的接力转发激发了人们的恐慌心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个案例是，6月19日，从黑龙江到济南看孙子的孙老汉将别人家的孩子误认为自家孙子，和别人发生争执。结果孙老汉被当成人贩子，受到群情激奋的路人围殴。警察来了，真相大白，孙老汉白挨了一顿打。

　　作为全国最大民间寻亲网站“宝贝回家”的负责人，张宝艳对于偷抢孩子的虚假信息已经见惯不惯了。“四五年了，这种假信息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这一轮过去了，马上又来一轮。。”

　　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工作量明显增加。“微博私信、网站的后台举报、QQ接待群的爆料，每一轮传播，都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对我们确实是一种困扰。”不过，让张宝艳无奈的是，虽然明知道一些消息源头是出于恶作剧或者吸粉等目的，但大多数人的转发是善意行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爸爸妈妈，对儿童被拐比较敏感，也没法说这种转发不对，更不好去指责他们。”

　　张宝艳最为担心的还是，“一次又一次演绎‘狼来了’的故事，善良的情感一再被戏弄、消费，等真到需要传播寻人信息的时候，可能好多人就不敢转发、不愿转发了。”

　　打拐力度一直在升级

　　盗抢儿童的信息之所以引发高关注度，一定程度上，源于人们安全感的缺失。

　　对此，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曾多次在微博上表态，“在公安机关打拐新机制的高压严打之下，目前盗抢骗儿童的发案不断下降，破案率高于90%，且没有拐卖团伙连续作案而无法破案的情况。”

　　记者拿到的一份2015年山东省刑侦部门打拐工作会议材料显示，今年全省“特别是影响恶劣、危害严重的盗抢儿童案件大幅下降，目前只是个别市偶有发案”。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两年来我省有两起盗抢儿童案件，均在事发后不久破获。去年12月，日照一名小学生在上完英语辅导班后被人绑架到车上带走。警方迅速排查，在这名小学生被绑架24小时后将其安全解救。嫌疑人也被捉获归案，据称其因无力偿还高利贷故而绑架儿童勒索钱财。

　　今年5月，菏泽郓城县杨庄集镇袁屯村9岁女孩曹某在上学路上险些被一辆面包车强行拉走。4天后，郓城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杨某抓获。至于作案动机，杨某含糊表示“不是人贩子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据山东某地公安局一位负责打拐工作的刑警介绍，以往儿童失踪，要过24小时才能立案，而儿童失踪被拐最初几小时，却是查找和发现犯罪线索黄金时期。“从2010年开始，‘儿童失踪立即立案’制度建立。接到儿童或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妇女失踪报案的，警方会在第一时间立案调查，不需要等24小时。同时，需要家长提供孩子被拐卖证据的规定也一并取消，并要求儿童拐卖案件必须成立专案组。”

　　这位刑警告诉记者，除此之外，凡是发生的拐卖儿童案件，公安机关实行“一长三包制”，由县市区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担任专案组长，并对案件侦办、查找解救被拐卖人员、安抚被害人家庭等三项工作全程负责到底。

　　这些措施的施行都提高了公安打拐的力度和效率。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士渠表示，拐卖儿童整体发案数量逐年下降，现在难以破获的大多是一些十几二十年前的积案。

　　“打拐政策确实是在不断完善。”创办寻亲网站8年来，张宝艳亲身感受到了全国儿童拐卖犯罪的形势在“逐年好转”。

　　根据“宝贝回家”网站的统计，2014年网站共登记失踪孩子550个，已找到268个，“化作天使”的104个，家庭纠纷造成失踪的23个，恶意登记的27个，离家出走的22个，未找到的106个。

　　“这个统计虽说不是百分之百涵盖所有，但八九成是没问题的。现在网站的知名度上去了，孩子失踪后亲属主动来网站登记，有的家长报案后警察也会提醒他们到网站登记。”在张宝艳看来，家长们需要对儿童安全保护问题提高警惕，过度恐慌是不必要的。

　　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

　　数字虽然是理性的，但一旦孩子的名字进入统计名单，带来的往往是一个家庭的坍塌。时至今日，菏泽曹县庄寨镇潘寨村的张永芳仍然清楚地记得，儿子潘永帅被抢走后的5年3个月里自己和家人如何度日如年，又是如何走遍大半个中国苦苦寻找。即便去年年初，儿子被公安找回后，她也总是绷紧了神经，生怕悲剧重演。

　　还有很多孩子没能幸运地回到父母身边。16年里，为了寻回儿子，聊城农民郭刚堂骑着摩托车走遍了中国绝大多数省份，因为“只有在路上，才感觉自己是个父亲”。不久前，他的经历被拍成了电影《失孤》，但他说“现实比电影残酷得多”。

　　“我省打拐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全省拐卖案件仍时有发案，一些地方拐卖犯罪活动仍很猖獗，全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呈现出以鲁西南地区为重点，逐步向东部地区蔓延的趋势，拐卖犯罪形势不容乐观。”在全省刑侦部门打拐工作会议上，山东省公安厅有关领导要求“认清形势，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当前打拐的一个新形势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作案快，涉案人员多，区域广泛，证据难以固定，发现犯罪及时打击的难度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打拐警力、经费保障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打拐工作的开展。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士渠曾透露，全国范围内，只有四川、云南、河北、吉林省等少数省份的公安厅设立了打拐科，每个省两三个人，其余只能是刑警总队里面的重案支队在负责。陈士渠的愿望是，希望各地都有打拐科，“拐卖犯罪十分复杂，打拐需要专门队伍，否则很难胜任。如果全国能增加1500个打拐专项编制，基本能解决问题。”

　　不过，这在现实中并不容易实现。“全省范围内，几乎没有专职打拐的公安干警。现有负责打拐工作的也是身兼多职，需要承担缉毒、反恐、诈骗等案件侦破工作。往往越到基层，设置专职打拐人员越不现实。一个区分局的民警往往对应市局的8个部门，工作量大。”山东某地公安局刑警队的一位刑警说。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处置被拐卖儿童，也是各地打拐工作面临的一个共性难题。由于社会救助体制不健全，在无法找到亲生父母之前，被解救儿童常因没有相关机构和部门妥善安置，只能寄养在买家家中。

　　打拐需要全民总动员

　　在关注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专家和一线干警看来，庞大的买方市场存在正是导致拐卖犯罪屡打不绝并且不断发展蔓延的根本原因。

　　也是因此，对买方问刑，从根本上打击买方市场的声音一直存在。但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成为检方不起诉、法院不判处买家刑责的依据。2014年，石家庄警方破获的一起拐卖儿童案件中，23名买家被问刑责，是国内少有的“破例者”。

　　如今，坚冰有了松动的迹象。6月24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二审稿拟将现行刑法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以从轻处罚”。

　　不过，要做到“天下无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不仅需要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更需要整个社会的积极参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李春雷认为，目前我国寻找失踪儿童主要依靠警方和失踪儿童家庭的力量，公众的参与程度还很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合力”远未形成。

　　张宝艳也认同这一看法。“很多社会的力量没有纳入快速寻人机制之中，有必要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儿童失踪快速反应机制。”张宝艳介绍，在美国的失踪儿童搜救体系内，“安伯警报”发挥了很大作用。

　　它的操作思路是，案发后的第一时间，可利用电视台、电台、手机短信等一切可动用的公共资源和信息平台，发布失踪儿童的信息和犯罪嫌疑人的信息。1997年至2012年间，这一警报系统已帮助找回602名失踪儿童。另外一个“亚当警报系统”，则是一旦在超市等公共场所发生儿童失踪情况，超市将立即封闭所有出口，并派专人寻找。如果10分钟内找不到孩子，立即向警方寻求帮助。

　　最近，“亚当警报系统”在国内有了翻版。6月1日，南京德基广场全国首创公众场所防儿童走失系统，并且有了一次实战经验 —— 有个小男孩在商场走失，启动系统三分钟后被找到。

　　对于公安机关“打拐”工作的经费等困难，今年2月公布的《山东省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15~2020年）》中，明确各级政府将行动计划实施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完善经费保障，将反拐工作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年度考核范畴，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参考。另外，细化了民政、妇联、计生、教育等部门在打拐工作上的责任。

　　这幅山东“打拐”路线图描绘的目标是，力争到2018年，全省拐卖妇女儿童案件重点地区和“买方市场”得到有效整治。

　　文/记者 朱艳丽 中新网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