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矛盾的供述

　　涉案人沈梅英称因儿子被牵连进来，她只好作了有罪供述，而自己其实没有参与募捐活动　

　　一审判决后，四被告均上诉，称侦查起诉阶段因遭刑讯逼供而作了有罪供述。

　　今年4月16日一审开庭时，除韦竹根外，另外三人当庭否认了此前供述，称没有私分任何地震捐款。

　　陈国荣在去年12月18日到21日供认自己曾分到55000元，在12月22日的供述中又否认了之前供述。他在法庭上说，之前是因“压力大”。

　　孙水荣去年12月17日到24日的供述称分到255000元，12月31日称4人将80万元平分，今年1月30日又供称自己拿到35.5万元。

　　另一涉案人沈梅英，今年1月10日一天内书写了6份内容迥异的《我的交待》。她最终交代称自己分了22万。与其他几人交代有异，检察院起诉时指控是20万。

　　今年4月16日一审开庭时，沈梅英称自己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救孩子，按他们提供的时间、地点、数额来认的。”当年组织地震募捐的活动，她没有参与。

　　根据沈梅英在一审和上诉状的陈述，她称自己被抓后连续五天接受审讯，检察院人员拿着其子张云翔被铐的照片给她看。她称，目睹还在读书的儿子因此被牵连，她写下《我的交待》。

　　一审判决后，张云翔书写了控告称自己被检察院的人带去，“戴了手铐还拍了照片。”

　　韦竹根供称四人私分了62万元，他在法庭上没有翻供。最终，法院采信了韦竹根的供述，认定共私分62万，其中孙水荣、韦竹根各分20万，陈国荣、沈梅英各分11万。

　　一审法院认为翻供的三人“拒不认罪，应从重处罚”，而韦竹根是“首先交待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的……主动坦白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韦竹根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为四人中刑罚最轻的。最重的是孙水荣，被判17年。

　　判决书下达后，韦竹根同其他三人一样上诉，称遭刑讯逼供。

　　捐款箱分身？

　　根据判决，当天下午2点多捐款箱被拉走，而根据现场照片，4点多时捐款箱仍在　

　　一审判决后，四人的家属和律师认为找到了无罪的“铁证”：2008年5月16日下午，木质捐款箱没有离开过现场。而按照判决，当天几人运走捐款箱，截留51万元。

　　根据法庭判决，募捐现场有两个捐款箱，一个纸质的，一个木质的（镇政府的选举箱）。2008年5月16日下午2点多，孙水荣在现场“要求按原计划操作”，并叫来司机将木质捐款箱抬进汽车后备厢。孙水荣和韦竹根对现场工作人员称去银行存款，实际则将捐款箱拉到了镇政府地下车库。

　　停车后，两人将箱子抬到7楼的孙水荣所在的705办公室，相约晚上7点再去办公室。当晚孙水荣、韦竹根喊了陈国荣一起，清点木箱里的钱后，用塑料袋装好，放进孙水荣办公室橱柜。

　　此51万元，法院判决认为下落不明。

　　法院还认定，当年5月17日，三人又截留了62万。过程依然是叫车拉走，放在705办公室。陈水荣电话叫来了沈梅英，四人分了62万元。

　　一审判决后，四人的家属和律师，找到了当年5月16日下午捐款现场的照片，发现木质捐款箱没离开过。

　　当天下午，织里镇文化站拍摄了系列照片作为资料留存。记者看到18张照片时间从下午16：02持续到16：32，每张照片上都有木质捐款箱。按法院认定，该捐款箱两点多已被拉走并放到晚上七点多。

　　今年8月10日，这组照片的拍摄者、织里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吴团宝说，他清晰地记得拍摄时间是捐款的第二天（5月16日）下午，从技术角度说，照片上的显示时间可以修改，但相机属性里的时间修改不了，即使修改也有记录可查。

　　对于家属提供的证据，一审法官蒋红萍8月10日表示“等待二审的最终判决”。

　　谁拉走了捐款箱？

　　孙水荣曾交代两次叫司机拉走捐款箱。不过证据里没有相关证词。司机称自己未曾拉过　

　　沈梅英的丈夫张建荣还有一个疑问，是谁开车将捐款箱拉到了镇政府地下车库的？

　　根据判决书，韦竹根供述：“5月16日下午，孙水荣叫来一个驾驶员”、“5月17日下午，孙水荣又叫了另外一个驾驶员。”

　　孙水荣自己供述：“5月17日下午，叫自己的驾驶员陈水根将箱子拉到镇政府车库。”对16日的驾驶员没提及。

　　一审的证据里，没有两个驾驶员的证词。

　　“不管是谁开的车，驾驶员作为关键证人，应该要有证言证词的。”沈梅英的辩护律师陈有西说：“找到这两个人应是非常容易，不知为什么没有证言。”

　　今年8月10日，司机陈水根说，他没有从捐款现场拉过捐款箱去镇政府。

　　他还说，去年吴兴区检察院办案人员通知他去询问了一个小时，他也是这么说的，不过最终检察院没有对他作笔录。

　　律师陈有西也见过陈水根。他认为如不是陈水根撒谎，就是检察院失职。

　　8月10日，吴兴区检察院拒绝接受采访，让与区委宣传部联系。宣传部领导则称“现阶段不宜安排采访。”

　　孙水荣的老婆邹金芳觉得老公胆子没那么大：下午两点多，众目睽睽之下将钱搬进办公室，电梯里有监控录像，从电梯口到705办公室要经过几个领导的办公室，“他们敢这么做，是不是不合常理？”

　　一审开庭前，律师陈有西提出调取监控录像。织里镇纪委今年4月14日出具证明称：由于镇政府监控系统内存小，监控内容只能保存两三个月时间，无法提供2008年5月的监控录像。

　　“赃款”去了哪里？

　　“赃款”的去向，显得模糊。律师认为，依靠嫌疑人证词来判贪污案，违背了此类案件的的认证方法　

　　“这起贪污案定案完全依靠口供。”律师陈有西说，贪污案对言辞证据的依赖性很弱，必须靠查账等客观书证物证，无账可查的，只能疑罪从无。依靠口供判决，违背了贪污案的基本认证方法。

　　陈有西介绍，对于“贪污罪”的所有赃款去向，必须查明坐实，不能坐实的从无，这是刑事审判的基本规则。“但此案中，对‘赃款’去向的认定还有诸多疑点。法院认定孙水荣等人当年5月16日截留了51万，但认定‘去向不明’。”

　　对于已认定的，陈有西认为也有疑点。以韦竹根为例，韦竹根一审供认自己分得20万，他说自己曾欠做生意的邱建春7万元，用这笔钱还了。

　　今年8月8日，邱建春称，检察院找他做笔录时，“我当时就说，韦竹根没向我借过钱。但检察院的人反复问我，还说韦竹根说借了我的钱又还了我。我心里也犯嘀咕，我就说，如果他说借了，那也已经还了。”邱建春说“现在我仔细想清楚了，他确实没向我借过钱。”

　　沈梅英曾供述称自己将分得的20万元，连同自家的钱共30万，借给了徐明章。沈梅英的丈夫张建荣则称，30万是自家财产，房租、公司给的分红和股息收入等，他还出示了相关证据。

　　陈有西认为，要查清办案机关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只要查看全程审讯录像就能查清楚，他已向法院提交申请，要求调取涉案人员的同步视频、笔录、亲笔交待等资料。

　　“很多疑问本可以通过对被告人互相质证寻求答案。”陈有西说，遗憾的是，一个同时发生的四人共同贪污案，被分成三个案件分别起诉、审理，他认为这会造成割裂证据，导致无法当庭质证，进而导致全案事实无法客观地查明。

　　目前，刑辩专家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兴培、浙江工大法学院副院长李永红、浙江省律协刑委会副主任徐宗新，都已加入二审为四被告辩护团队。

　　“铁案”还是“冤案”？张建荣他们在等待二审判决。（稿件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