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称,拐卖孩子已形成了盗、抢、售“一条龙”服务
全国每年究竟有多少孩子被拐卖,现在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东莞、昆明这些地方,一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网络在支撑着这个黑色行业。那犯罪分子从这些孩子身上又能得到多少收益呢？
警方告诉记者,人贩团伙内部分工也很复杂,有人负责偷盗,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贩卖,一个环节遭受打击,往往其它环节就会很快得到消息。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我可以抓你就去抓,那要是一抓,抓他的时候你动作一大,弄不好可能下边的线也就断了,那一个小孩也别想找回来,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它形成了一个盗、抢、售一条龙的服务,甚至说在个别的地区,这个贩卖婴儿的队伍可以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中间以女性为主。”
人贩子违法犯罪,图的就是钱,那么高达几十人的团伙,要卖多少孩子,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支撑它的运行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过去比如说在十几年以前大概一个孩子几千元钱,它只是专门的为了盗抢,贩卖,那么这些年,它是成倍的增长,它里面又分为男婴,女婴和健康儿童,那么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这个利益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就是有巨大的利益驱动,这种利益是伤天害理的。”
记者:“在发达地区,这个孩子,一个男婴,能卖多少钱？”
王大伟:“这个要几万元钱,甚至说还要再高一点。”
在昆明破获的案件中,这两个孩子被人贩分别标价17000元和18000元,人贩子告诉记者,那些自己不能生育的家庭,一般都能接受这样的价格。同时人贩子也告诉记者,他们只相当于中间的零售商,这些孩子都是他们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那么,这些孩子批发的价格又是多少呢？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抓获了批发孩子的人贩子。
犯罪嫌疑人:“一个小孩卖一万一。”
批发孩子的人贩告诉记者,他的进货渠道,有的也是从别的批发商那里买来的,有的是从偷孩子的人贩那里买来的。而偷孩子的成本最低,赚的也最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它成本就是我能盗就盗,能抢就抢,能拐就拐,他（人贩子）顶多是个运输成本。”
王大伟告诉记者,从偷孩子到把孩子卖出去,这些人贩子的成本就是些交通和住宿费用,利润往往在10倍以上,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在巨额暴利的驱使下,才敢于铤而走险。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拐小孩很容易得手,简单到就是有的抱着小孩说走,我给你买一个玩具,还有的就是给他一粒糖,一颗大白兔或者一瓶酸奶,箫墙就乖乖地跟着他走了,就被他抱走了。”
花个几十块钱甚至几毛钱的成本,就能一捣手赚上几万块钱,这就是吸引那些人贩子铤而走险的暴利空间。
除了巨大的利润,人贩子还看中的就是城市里那些有利于他们下手的治安盲点。你想,一个孩子即使卖几万块钱,这中间也要捣好几道手,有好几个人来分,对人贩子来说,要想赚大钱,只有找到能经常下手的地方,他们瞄准了哪里呢？再来看看。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东莞还是昆明,儿童失踪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都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在昆明官渡区护福村,来自贵州农村的王兴普告诉记者,他的两个男孩在家门口被人拐走,至今没有音信,而4年时间里,他统计昆明城乡结合部的失踪儿童就达到将近200名。
昆明外来务工人员:“（云南）昭通,四川,福建我们都去了,我们去的地方多了,现在我们找得一分钱都没有了。”
记者注意到,在城乡结合部,你能听到的几乎都是外地口音,联防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居住的大多数都是外地人。
昆明市官渡区前卫镇福德第二巡访中队队长谢道红:“有27个省份的人（住在这里）。”
谢道红告诉记者,护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800多人,但是外来人口达到了6000多人,远远超过了本地人。同时外地人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同样护福村所在的官渡区常驻居民只有56万人,但是外来人口超过了100万人。
谢道红:“近几年比较难管理。”
大量来昆明打工的人员就拖家带口地,挤在这样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楼里面少则5、6户,多则10几户,几乎家家户户都住着外来打工人员。城中村就变成外来人口聚居的地方,丢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
昆明外来务工人员王兴普:“晚上八九点钟你出去,假如你是女孩,你身上要是面前吊一个手机,你要注意一点,小心一点,不注意他就给你抢去跑了。”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全家的收入并不高,除去房租他们的收入也就只够维持温饱,所以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很难考虑。在官渡区的一个村子里,记者看到,父母们都忙着各自的工作,孩子们只能自顾自的在巷子里玩,没有人理会这些孩子。这个小姑娘已经独自玩了很久,看不出来谁是她的家长。眼前的这个小孩子正在酣然入睡,记者观察了有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照看他一下。就在记者采访当天11点钟左右,在这个墙角又丢失了一个孩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他们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也没有专人去照顾孩子,所以这一类盗抢婴儿的事件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