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关爱(在周总理前面做钓鱼游戏者为罗援)。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少将谈

　　“红二代”不该总被拿来说事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郭媛丹】“父辈打下的江山，我们有责任来保卫父辈的成果，不能给父辈脸上抹黑”“‘红二代’只是一个时代符号，将留下历史的痕迹，但也将成为历史的过去”“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是不对的，歧视干部子弟也是不对的”。近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少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对“红二代”的话题畅所欲言，而且希望人们把整篇文章看完再做评价，不要断章取义。作为一名世人眼中标准的“红二代”，他认为，当前，社会上有些人出于种种原因，“仇官仇富”并波及到“仇红二代”，这是由一些主客观因素所造成的。罗援将军说：“我们应该从主观上、从用人制度上寻找原因。但也不可否认，还有一些人刻意用‘红二代’来说事，故意挑拨干部子弟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对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的干部子弟进入党政军高层进行阻击、设障、施压。”

　　“干部子弟搞特殊化”与“歧视干部子弟”都不对

　　在针对“红二代”这一称谓发表看法时，罗援一再声明自己对“红二代”这种提法并不认同。罗援说：“这实际上是把干部子弟变成一个特殊群体，变成既得利益的代表，这是不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等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后代，为什么偏偏制造出‘红二代’这种提法？”他认为，这是要把革命干部的后代和一般民众进行隔离，不利于营造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采访中，罗援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首先，这些干部子弟的父辈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正像一首军歌中所唱的“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若不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们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泥腿子”。其次，在战争年代中，许多干部子弟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很多人在解放后才被他们的父母接到身边，将军后代合唱团有一个节目叫《乳娘》，反映的就是他们与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此外，在“文革”期间，很多干部子弟家庭受到冲击，上山下乡，是老百姓抚育、收留了他们，他们和老百姓有着水乳交融的联系。

　　罗援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一些媒体报道中也将他归于“红二代”群体。罗援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上一代的革命家对子女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提出反对特殊化，反对“自来红”思想，要求自己的子女和贫下中农、普通民众打成一片。

　　罗援的父亲罗青长出身于四川革命老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6岁参加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罗援回忆，父亲对自己要求严格，当时就不愿意他到干部子弟聚集的学校上学，“我就在西苑小学和十九中上学，发小都是西苑大队、六郎庄、海淀街这些农民和平民的孩子，还有机关大院的子弟以及附近高校老师家的孩子，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上中学期间有两个暑假一个寒假，父亲让我和我的哥哥先后到时传祥清洁队掏大粪，到公安总队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到东北旺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罗援记得当年的101中学，党中央高级领导干部子弟比较集中。他们从不炫耀家庭背景，不以父辈身份地位为荣，而是以艰苦朴素为荣，他们比的是谁身上衣服的补丁多，谁能德智体全面发展。如果谁家里以公车来接送孩子上学，同学们会觉得是一种耻辱。

　　“父辈的希望就是让我们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要让我们不忘本，牢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准备到哪里去。现在却将干部子弟和人民群众完全割裂开来，这是有问题的。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是不对的，歧视干部子弟也是不对的。干部子弟也是普通公民的一分子。”罗援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