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鲁西北，村子距离县城十公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前，非常贫穷，乡亲们之间借钱借物、借农具工具的现象非常普遍，“借驴还马”的厚道之风也很浓厚，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那个时候，春天少吃缺穿的家庭很多，邻居、对门互相借一瓢麦子、一碗白面、两三块钱是常有的事。等麦收一过，有了新麦子，日子稍宽裕一点，就开始还欠还账了。大多数人能借少还多、借差还优。当时，对门的赵大叔家，有三个半大小子，日子过得紧巴。而我父亲在一家国营农场当技术员，有点微薄的工资补贴家用，日子略微好一点。赵大娘经常来我们家借东西，向来是“借驴还马”：原来借一碗白面，现在还的时候，碗上“堆起了尖”；原来借的是雏鸡下的蛋，个头小，现在还的是大个鸡蛋。我母亲总是推辞一番，然后才收下。也有现金的借与还，但那个时候不兴要利息，借的数额也小，还钱时，赵大娘总是给我带两个包子或者用小手绢包几个红枣、熟地瓜什么的，其中用意，现在看来，不言自明。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开，赵家的日子日渐富裕，孩子们都能独当一面，并逐步到村子其他地方盖房、成亲，两家之间的走动少了，但是情谊并没有消失，逢年过节还互相拜访，我外出工作以后，每次回去，赵大爷也总是招呼我去他家玩儿，和三兄弟喝一壶、聊一聊，如果不是当年来往时的厚道互让，我想今天不会这样亲切。

　　我知道“借驴还马”这个说法，还是在我们家盖房的那一年。1980年，我已经读高一。这年春天，我们家因为盖新房，向同村马大叔家借了一口袋麦子。麦收过后，要还人家。我父亲用簸箕把麦子扬了又扬，扬净尘土杂物，然后晒了又晒，干干爽爽。我帮着父亲把麦子装进口袋，然后是过秤，当时借了马家80斤，我们也秤装了80斤。过完秤，只见父亲又舀了两飘麦粒放进口袋里。我说：“不是够80斤了么？”父亲说：“借了80斤，不能可丁可卯地还人家80斤，一定要多一点儿，这叫借驴还马。”我说：“添一瓢不就行了吗，咋还要添两瓢呢？”父亲说：“人家借给咱的是陈麦子，干透了，出面多；咱是新麦子，咋晒也还是水分大，多添一瓢，人家才不吃亏。”当时，马在农村被称作“大牲口”，驴虽然也吃苦耐劳，但不是“大牲口”，我一下子明白了“借驴还马”的含义。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借驴还马”，他说：“老一辈都是这么兴下来的，别人也都是这么办的。”后来我发现，村里的乡亲们，大多数确实如此。谁借了钱，过年的时候还不上，就到债主家里解释解释，表示绝不赖账的态度，而债主也多数并不催要。当然，也有极少数“借马还驴”甚至有借无还的人，但迟早会臭了名声，最后落得个谁也不愿意和他打交道，甚至连累自己的儿子找不到对象，这也从反面证明，“借驴还马”更厚道、更长久。

　　现在看来，“借驴还马”有“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利益考量，也有“受人之助、感恩回报”的淳厚风尚，既与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约束有关，也与诚实守信、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密不可分。

　　面对某些老赖拒不还欠的严峻现实，面对某些受助者反诬助人者的无德行为，今天仍有必要坚守“借驴还马”的厚德传统，弘扬“与宜多、取宜少”的处事原则。（文/三好学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