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庙街上的府城隍庙平面图。(资料片)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在古城区原红星街的东半部分,历史上叫做“城隍庙街”。这条街位于东昌古城东北隅,东起东城墙,西至东口北街与流水沟街相接的路口,与前王园街相连接。街长约250米,宽度11米左右。旧时街东部文庙前的一段曾叫“文庙街”,后来统称“城隍庙街”了。

　　城隍庙街因府城隍庙得名

　　城隍庙是古城内一处闻名的老景观,而因为有这座城隍庙,庙所在的这条街就由神庙——府城隍庙而得名了。　

　　“古代传说守护城池的神称城隍,它是神鬼世界中的一城之主,府城隍庙负责管理阴间的府城,它的职权范围相当于人世间的知府。”东昌府区政协文史研究员高文广讲道,道教把城隍当做“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说它能应人所请,旱时降雨,涝时放晴,保谷丰民足。也有的说,城隍是所谓阴曹地府的一级政府,专门负责惩办在阳世的作恶行为。　

　　城隍庙的庙内塑有种种刑罚泥塑,诸如:割舌、挖眼、锯解、磨碾、刀山、油锅等,展现的惨酷景象,让人看了胆战心惊。“其实城隍庙也不过是古时候,统治阶级、官府为了威慑世人奉公守法、趋良从善的一种统治工具,用来补充刑治不足,树立人世间正气。”　

　　庙里曾经塑有神像,叫“威灵公府城隍之神”俗称“城隍爷”,城隍爷的老婆俗称“城隍奶奶”。俗谓城隍爷有神通,不但主宰阴间生杀,即对阳世祸福,亦有灵验,因而地方每逢干旱,就求救于城隍爷祈雨,从而就有城隍爷出巡的盛举。每逢此时,地方人士就隆重地抬出城隍爷夫妇泥塑,并有很多信众扮装成神鬼执事,高擎仪仗,巡行在大街上,执事者鸣锣开道,围观者万人空巷,气氛热烈,敬神祈福,在旧时代可谓一时特殊的景观。　

　　府城隍庙是明洪武三年(1370)东昌府同知魏忠主持建造的,同时院内还建有戏楼。自明朝天顺至清朝道光年间,先后有东昌府知府徐垠、李举、盛周、宋豫卿、罗汝芳、杨朝桢、胡德琳、张官五、祝庆谷进行过9次重修。

　　“府城隍庙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废弃不存。但日寇占据聊城期间,庙址曾一度成为日寇军营。”75岁的古城区原居民韩庆云提到这仍心有余悸,在日寇占领聊城期间,府城隍庙竟成了日寇秘密杀害抗战志士的魔窟。

　　而《东昌老街巷》的编撰人员们更是找到了亲历过这段历史的回忆者。在《东昌老街巷》上,有一段关于现居台湾的朱成惠先生的回忆。老人回忆说,府城隍庙成为日寇军营期间,他那时正在卫仓小学读书,校址与庙址只有两墙之隔,两墙之间是一条通道,隔道相望,就能看到庙中的情景。有一次他和同学亲眼目睹庙内杀人的惨剧:日寇挥舞军刀,向水桶内蘸水,继而举刀向跪缚者猛刀砍去,一颗沾满鲜血的人头立即滚落在地,随即连同尸体踢入预先掘好的沟内,其凶残之状,惨不忍睹,不料偷看者竟被日寇发现,于是迅即躲避。　

　　古代神庙竟成了抗战志士捐躯的场所,至今令人感到悲哀愤懑。　

　　解放后,庙址一度为教师集训场所,后为区人民武装部和中共东昌府区委驻址。　

　　日寇凶残,却也迷信。有一个日本兵到军营附近的小杂货铺玩耍,告诉铺主说夜间在营房忽然发现一少女,众军士大为疑虑,就起来追赶,少女立即奔逃。但追来追去,竟无影无踪,众军士对此怪异现象,大惑不解。铺主人听了对日本兵说,这里是城隍庙,一直都有鬼神显灵,可以备点香烛烧纸祈祷,就可以消灾趋难。日本兵听了他的话,就在他铺里买了香烛烧纸,照嘱焚烧。这种传言自然是迷信,但凶残的日寇却不免受了铺主人的愚弄。

　　府城隍庙曾被日寇占为军营

　　街上曾还有座县城隍庙

　　在府城隍庙的院内西侧,还有过一座规模不大的县城隍庙。民间俚曲《逛东昌》中有唱词曰“一趟街府县两城隍”,就是说的这处地方。

　　城隍庙街东首路北还有座县文庙。据宣统二年(1910)《聊城县志》记载,旧在东门外铁塔寺旁,明永乐初年迁往南门外,正统年间迁东门外,成化年间迁布政司东,即今址,此时正殿、两庑未建。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府程鲲化、知县郑文先增设殿庑,规制悉备。据康熙二年《聊城县志》记载,在县文庙西南曾有一座马周庙。马周,字宾王,唐代博州(今茌平)人,唐太宗贞观年间,官至吏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县境内原有马周故宅并立有牌坊名“宾王坊”。

　　1944年清明节,日伪政府在县文庙里举行过祭孔典礼。新中国成立后,庙址改建为学校。1951年1月,聊城县建立聊城县中,原在东关大街路北,后迁此,1952年改为山东省聊城第二中学,1962年春,迁往陈庄。该校址设立聊城县民办中学,改为聊城第八中学。1978年更名聊城四中。“文革”前期即1966年至1970年间,四中后院驻有“聊城县评剧团”、“聊城县豫剧团”和“聊城专区大笛子剧团”。

　　“文革”期间,城隍庙街和前王园街合并为“红星街”,1982年红星街撤销,原街名重新启用,1987年恢复红星街。

　　城隍庙街东首路北,县文庙的北边,背靠东城墙建有一座关帝庙,人称“槐花庙”。内有关公神像,绿铠锦袍,表情威严。庙附近有住户,形成南北小街,称“槐花庙街”。槐花庙街于解放后消失,其址为学校占用。杨家坑被扩入学校后院,今已不存。　

　　槐花庙北约四五十米,杨家坑的东边有10间北屋,人称“瞎子店”。有很多盲人以此为家,夜晚在此居住,白天出去算卦或乞讨。据说瞎子店是公益设施,建筑年代不详,解放初消失。　

　　瞎子店向西、邻近北城墙处有一水坑,因坑前有杨姓人家居住,故称“杨家坑”。民国年间,杨氏三兄弟先后投身革命,相继为国牺牲。　

　　在《东昌老街巷》对杨氏三兄弟材料的梳理中,记者看到了这一门三兄弟的悲壮故事。

　　三兄弟中最大的杨有训在1916年出生,1938年参加范筑先抗战队伍,聊城失陷后参与开辟八路军敌后情报联络站,公开身份为教师,曾在抗日中学任教,1947年夏在征兵工作中染霍乱病牺牲。　

　　杨同训在1920年出生,1938年随范筑先抗战,后在八路军冀南军区某部任副团长,1943年在河北丘县对日寇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最小的弟弟杨嘉训(华亭),1938年参加聊城抗战工作,后在冀南军区宋任穷所属敌工部工作,以“杨家三少爷”身份活动在天津、河北、济南、茌平、聊城一带,收集敌伪情报,购置医药等军用物资,后任敌工部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宋任穷秘书。可叹的是,“杨家三少”在整风运动中含冤自杀,平反后,授予烈士称号。

　　“杨氏三兄弟”革命故事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