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郎
1954年10月23日，台湾屏东潮州，时任花莲师专校长的李升家里，新添了一个大胖小子。按照老辈人的说法，这个孩子属马，其命纳音为砂中金命，流年纳音为长流水。金水相生，运势不错，但琐碎，劳碌。
此时是李升到达台湾的第四个年头，这是他的第三个孩子，另外的一儿一女不得不留在老家江西省德安县乌石门村，一同留下的还有他教育部主任秘书的头衔，一栋五井大宅院，以及开在九江的“恒裕商行”。
1954年，世事如棋，倏忽万变，每个人都如风中飘萍。对于客居他乡的李升来说，这个孩子的出生，使得中国人的随遇而安和知识分子的悲天悯人，找到了更切实的着力点。李升给儿子起名为安，把他当做长子养。
很多年后，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李安解释说，父亲起的这个名字，一是要后人不要忘了老家德安，一是纪念来台时搭乘的“永安号”货轮。
当时谁都不会料到，这个叫李安的孩子，成了家里最不争气的那一个。他没有做到父亲希望的那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甚至在李安结婚，有了孩子之后，父亲还写信骂他，要他“像个男人一样”。但也正是这个父亲口中的“鬼样子”的李安，成为目前最成功的华人导演。
他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一次金球奖最佳导演，两个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两个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被供奉进世界电影史。他打破了好莱坞对外裔导演绵延了近百年的偏见，也打破了民族、种族的文化界限。他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被誉为“当世界都以为电影已经老去的时候，这部电影则证明，电影刚刚被发明”。
现在，他忙于自己的第14部电影，《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休息》，一部“伊战版的《第22条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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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李安，他说他一直是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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