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外交史，近年主治改革开放史。
“文革”惨痛教训凸显修史之重
记者：今年是建党90周年，最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听说这一卷写了很长时间。 章百家：这部书记载的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约29年的历史。中央正式批准编写这部书是1995年，至今已有16年。如果从1977年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编写一部信史，到现在已34年。 记者：“文革”后，中央对于党史研究的态度为什么发生了转变？ 章百家：“文化大革命”教训惨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局性失误？痛定思痛，这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文革”结束后，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提出，要重视党史研究，要写一部信史公之于众。这样做一是为了拨乱反正，恢复历史本来面貌；二是为了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记者：党史研究也有拨乱反正的问题吗？ 章百家：“文革”期间极左思潮泛滥，党史遭到林彪、江青等人随意篡改，以致人们对党史的认识非常混乱。例如，井冈山斗争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历史。“文革”时一度把“朱毛会师”说成毛泽东和林彪会师。在一些展览里，连朱德的扁担也被换成了林彪的扁担，这就显得很滑稽了。 从党史的全貌看，最严重的歪曲是把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分歧通通说成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文革”后期，党的历史被概括为“十次路线斗争”。如此一来，内容极其丰富的党史就只剩内部斗来斗去；而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奋斗，这个主流和本质方面就被抹杀了。
评价历史问题不再非对即错
记者：请用几句话简要概括一下党史研究的总体情况？ 章百家：大体来说，党史研究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的工作主要是对档案资料进行系统的征集整理，探讨各种新问题；90年代是建立整体框架，开展专题研究；从新世纪起，党史研究进入深化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人们对党史的了解由粗到细，研究的重点也逐步从民主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转移，并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伸延。 记者：都有哪些突破和进展？ 章百家：首先，通过新史料的挖掘、档案的公开和研究的展开，党史上的不少疑点和悬案被解开了。如党的一大召开的时间，由于没有明确的记载，原来只知道是在1921年的7月，具体日期一直不清楚。经过研究者多方查找线索，最后确定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又如遵义会议，原来了解十分有限，直到找出陈云与会后不久所写的一份报告，许多情况才得以证实。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史学界两个引人注目的发现。 同时，随着专题研究的开展，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也被完整地披露出来。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现在的党史书中对许多事件的记述都与以前有所不同，以前回避的一些问题现在也据实写出。 记者：随着新研究成果的出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会改变吗？ 章百家：如果对基本史实的认定出现重要变化，那自然会影响到观点和评价；但新成果也可能是对以往看法的再认定或补充，那就须做些修正。 我认为，现在对历史问题的评价不仅跳出了以往一切都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框框，也开始跳出那种非对即错的简单思维模式。 记者：对人物评价有变化吗？ 章百家：没有人物不成历史。改革开放以前，党史人物主要是宣传革命先烈和英雄，评价问题比较简单。真正复杂的是对领袖人物、包括对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评价，这不仅牵涉到历史，还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现在，人物研究的成果是大量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传记、年谱等，关于其他党史人物的出版物也不少。 在人物评价方面，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不再从一些概念化的结论出发，而是把那些重要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据实分析。现在，对一些在历史上犯有过错的领导人不再简单加以斥责，而注重从他们失误的地方吸取历史教训；如果他们曾有功绩，也如实承认和肯定。对一些尚难定论的事件和人物，则允许探讨，不急于做出最后结论。
反映成就还须正视失误
记者：编写这卷史书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难点在哪里？ 章百家：一是这段历史内容丰富。党史二卷分四编叙述了新中国的建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文化大革命”和向改革开放过渡。其中有意思的内容包括中苏条约的签订、抗美援朝决策、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庐山会议、经济调整、反修防修、发动“文革”、真理标准讨论等。 第二，一部信史不仅要全面反映成就还必须正视失误。一般地说，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的发展比较顺利，此后十年则比较曲折，“文革”十年出现了全局性错误，最后是摆脱困境、酝酿改革开放的两年。要正确把握这段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了曲折和挫折的历史十分不易。这不是简单说说这件事做对了、那件事做错了就可以了，而要从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教训的角度说清楚。 全书结尾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也经过反复斟酌，一是要说明我们党有能力纠正自己的失误，二是这次会议是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新时期的起点。 记者：有评论说，党史二卷首次公布了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权威统计。 章百家：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就引用了国家统计局的这一数据。应注意的是，书中说“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仅仅是1960年一年，而非三年；减少的人口中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 至于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各有不同说法，差距悬殊，但引用任何个人的统计都会引起争议。因找不到权威数据，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按过去的表述。 对历史真相的复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部书并不刻意寻求突破。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一时仍难弄清的问题，以及个别仍比较敏感的问题都没有写到这本书里。
改革开放提上修史日程
记者：编写党史第三卷的工作是否已经开始？ 章百家：改革开放已走过33年，这已经是一段不短的历史了。我们开展这方面研究也有十几年了，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工作是收集史料、勾勒基本轮廓、构筑框架、开展专题研究。不过，随着党史二卷的出版，新时期将成为党史研究的重点，撰写第三卷的任务可以说已经提上日程。 记者：怎么看当代人修当代史？ 章百家：“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过去史家较通行的做法，但并不绝对。事实上，历史越修越近，反倒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就中共党史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当代人修当代史，这是党史研究吸引人之处，也是难点。 吸引人是因为这段历史离我们近，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难，也是因为近，不仅许多事情还很敏感，更主要的是沉淀不够，许多事情的结果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 无论如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越快，人们越需要及时了解自己所处的方位，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必然会不断缩短。只有对历史了然于胸，才能找准方向，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据《新京报》
“现在，对一些在历史上犯有过错的领导人不再简单加以斥责，而注重从他们失误的地方吸取历史教训；如果他们曾有功绩，也如实承认和肯定。对一些尚难定论的事件和人物，则允许探讨，不急于做出最后结论。” 对于近期党史工作的多项并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向记者介绍了近年来党史研究的发展，并解析新出版的党史二卷的特点，漫谈研究党史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