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一角。

村中坑塘。

老人带着小孩是村中常见景象。

一座新房紧锁大门。

　　本报记者 郭建光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学者梁鸿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一劲儿给她说“谢谢”。

　　这是一个农民，现在天津开出租车。为了找到梁鸿，他一连往北京打了10多个电话，一上午连活儿都没好好拉。

　　“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的事，太真实了。”梁鸿隐隐约约听到，对方的激动里带着一丝哽咽。

　　这个电话之前一个月，《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

　　她把自己生长的位于中原腹地的小村子命名为“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0年年末的各类好书榜单上。

　　《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该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

　　梁鸿自己完全没预料到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所激起的反响。“我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在于启发性。”她说。

　　梁庄之外，还有赵庄、钱庄、孙庄、李庄……梁鸿在前言中写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回到梁庄

　　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求学。博士毕业后，她留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工作“无非是上课写文章”。

　　日子一天一天过，她开始怀疑：“每次在课堂上高谈阔论，可是你相信你说的话吗？每次费劲查资料写文章，写完自己都不想看。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生活离我的心灵、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这不是我真实的生活。”

　　故乡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村里的坑塘、大槐树、青石桥，时常在她的梦中出现。她几乎每周都要和家人通几次电话，听他们说说家里的事、村里的事。几乎每次通完电话后，她都要感叹一番，偶尔也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她的丈夫是一名记者，常鼓励她把故乡的故事写下来。

　　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梁鸿师从王富仁教授。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专家，梁鸿也经常读鲁迅的著作。鲁迅的“批判精神”时时激励她走出书斋，成为一名“行动者”。

　　2008年，丈夫到外地驻站，梁鸿和家人的联系更加密切，写作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当年暑假，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进乡亲们的生活。

　　当年7月3日，她带着3岁的儿子登上返乡的列车。之前，她为儿子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唯恐老家的东西“不卫生”。

　　踏上火车那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不要说怎么做。

　　“农村出现了问题，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回去再说。”她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理。

　　家乡越来越近，她和儿子早早就站在车门口。车门打开后，儿子突然哭起来，不愿下车。他用稚嫩的小手指着地面说：“脏。”

　　前一夜刚下过一场雨，地面上满是瓜果皮、纸屑等垃圾，苍蝇绕着垃圾嗡嗡地飞。在梁鸿看来，这没什么，可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儿子却接受不了。

　　来接他们的家人，听到小孩子的话后哈哈大笑。梁鸿则若有所思。

　　父亲已经随大女儿到邓州城里居住。梁鸿提出，第二天就要住到仍在村子里的哥哥家去。

　　最初的一个月内，她没有理出任何头绪。她在父亲的陪同下，“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里的土地、树木、水塘和河流，随意地寻访村里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晚上回到哥哥家的住处，就记录下来。慢慢地，她有了方向，开始有目的地寻访一些人。

　　“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慢慢地浮出来。”梁鸿说。她还希望寻找到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调查越深入，她发现自己越不了解这个她曾经生活过20年的村庄。“当我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故乡时，故乡是那么的陌生。”

　　这一次，她在梁庄住了近两个月。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这个村子。

　　这两次调查催生出了一本书。先是在《人民文学》发表节录，标题就叫《梁庄》。出版时，梁鸿改名为《中国在梁庄》。

　　曾有记者问她，只考察了一个村庄，怎么就敢断言“中国在梁庄”？她回答说：“哪怕中国只有一个梁庄，它也是中国的梁庄，它也值得、也应该被我们关注。更何况，中国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