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一衣带水，两地人民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因此，《论语》在传播时最先到达的就是东亚。 

　　一、《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 

　　儒家经典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比较早，据《朝鲜简史》称“早在公元一世纪初，就有一些朝鲜人背诵《诗经》、《书经》和《春秋》等。”说明公元一世纪之前儒家经书已经传入朝鲜。但具体到《论语》传入朝鲜半岛的具体时间，由于史料的缺乏，已无从查考。据日本史记载，285年百济王子曾荐王仁至日本献《论语》和《千字文》（此处之《千字文》当不是梁周兴嗣之《千字文》而是其它的童蒙读物）。由此可知，公元285年前，《论语》便已传入百济，这是《论语》传入朝鲜半岛的最早文字记载。 

　　《论语》传入朝鲜半岛后，逐渐成为士人的必修课目。百济王朝时曾设立五经博士，其中就有《论语》，另外四经是《礼》、《乐》、《书》、《孝经》。682年新罗仿唐立国学，改称太子监，定必修课目为：《论语》、《孝经》；选修课目为《礼记》、《周易》、《左传》、《毛诗》、《尚书》、《文选》。可见当时《论语》的“仁”和“忠”及《孝经》的孝道思想是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而受到重视的。 

　　788年，新罗又仿唐科举之制，设读书出身科。录用官吏以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论语》与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孔子思想在新罗的普及和发展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及至高丽朝，政府对《论语》更加重视。据《高丽史》记载：1010年，显宗曾引用《论语》经文“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056年，西京留守奏请文宗，把《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以及诸子百家书等在诸学院中进行普及。其文曰：“西京留守报：京内进士明经等，诸业举人，所业书籍，率皆传写，字多乖错。请分赐秘阁所藏九经、汉晋唐《书》、《论语》、《孝经》，子史诸家文集，医卜地理律算诸书，置于诸学院，命有司各一本送之。”1135年，仁宗又把《孝经》、《论语》等书分赐于街巷童稚，进一步扩大了《论语》的播传。  

　　降及朝鲜朝，《论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论语》成为朝鲜学者诗歌中的引用对象。引《论语》中富有哲理的话语、观点或场景、情境入诗，将圣人之言行、心态作为其诗情生发和引申的基础，这构成了朝鲜古代汉诗中《论语》元素的主体，数量极多。如李奎报《次韵皇甫书记，用东坡哭任遵圣诗韵哭李大谏眉叟》曰：“门第颜回死，孔子称天丧。”以孔子、颜回之间的真挚情谊作比，痛悼师长李仁老。又如李洪男《用“天机行日月，春事勤草木”各成一首》曰：“逝者有如斯，方信子在川。”跨越时空，诗人触景生情，真正体悟了孔子临川而叹的真实心态。 

　　朝鲜文人潜心研习《论语》，并将自己的体会写入诗中，这也是朝鲜汉诗中《论语》元素的重要来源之一。如南龙翼《读史诗长篇三百二十五韵》云：“七十门人通六艺，升堂入室穷探赜。颜回三月不违仁，子路一生无宿诺。与闻天道赐也悟，终傅圣统参乎笃。声音每想武城弦，气象犹思沂水浴。鶱雍商师宰耕求，各以其才承教育。”艺术再现了孔子施教的诸多场景，渗透着诗人的崇拜之情。尹东洙《读<论语>》诗云：“少时曾读鲁论书，读后茫然未读如。今更玩详方味别，始知前日用功疏。”金义贞《答公叔》云：“昔我持鲁论，乘桴浮于海。遍游三山上，履险平不殆。丹丘遇群仙，对我颜甚彩。诲我长生诀，只在敦孝悌。商搉二十篇，不啻熏兰茝。”可以看到，《论语》使诗人们在学问、修养、仕途等方面获益匪浅，上述若干诗篇或形象，或概括，道出了研读《论语》的真实感受。 

　　在方法上，朝鲜汉诗主要以用典的方式呈现《论语》所包含的政治、教育、文艺、伦理等文化因子。《论语》是公认的经典著作，名言警句、经典情境很多，这些元素被朝鲜诗人视为宝贵的诗料，以典故的面目呈现在诗歌中。 

　　朝鲜汉诗经常引用《论语》中的警词秀句，如宋时烈《锦江哭送尹吉甫》：“有心天汝玉，不义我如云。”引自《述而》篇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金净《次希实兄韵》：“小人无远虑，目前但营营。”引自《卫灵公》篇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很多朝鲜汉诗也引用《论语》中的经典故事，如柳云龙《次而见韵，赠上人》：“逝者如斯叹川，霜毛种种华颠。”引孔子临川慨叹事。李崇仁《效孟参谋》：“君子乐贫交，一诺无磷缁。”成俔《到忠州，次楼韵》：“已将鞍马踏寰区，却笑匏瓜系一隅。”二诗共引自孔子应佛肸召欲往而答子路事。  

　　根据引用标志，朝鲜汉诗所用的《论语》典又可分为明引和暗用。明用《论语》的情况远远少于暗用，这主要是受诗歌字数、诗艺的约束。朝鲜诗人以“圣言”、“圣语”、“圣训”、“孔云”、“孔门”等词语作为明用的标志，如徐滢修《叹世》：“难养圣言知不诬，相传缪种已成窝。”赵秀三《谨和书船词伯》：“匏瓜垂圣语，兰茝佩离骚。”朴祥《送星山李进士入国学》：“孔云畏后生，岂贵年华青。”洪泰猷《昌斋酬唱》：“释氏徒传上乘学，孔门深戒小人儒。”结合引用标志和诗句内容，很容易辨识上述典故的出处。 

　　暗用《论语》典故的朝鲜汉诗极多，分成两种情况：一是“语意并取”，原文照录，如蔡彭胤的《论语集句》，全诗为37首五言绝句，其中12句为“语意并取”，如“日三省吾身，所以为曾子”、“温良恭俭让，是邦政必闻”、“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等，与《论语》原文词句无差异。二是“略取语意”，引其意而改其文。如权近《过蚶水站，有百户王礼设酒》：“四海皆兄弟，须知帝度宽。”金宗直诗《送金昌宁》：“圣门固多贤，要皆学而优。” 蔡寿《成均馆》：“当年塑像颜如昨，昔日乘桴意可知。”李珥《至夜书怀》：“任重且道远，要以志为帅。”都比较巧妙地将经典中的原文词句进行了拆分，而含义不言自明，诗句也因此具有含蓄优雅的一面。     

　　朝鲜诗人对《论语》引而能用，达到了既定的修辞目的，如李海寿《季侄励年廿六，从义兵将赵汝式战死于锦山，苗而不秀，余甚惜之》：“年踰弱冠早知方，负笈从师志自强。临难忘身能取舍，朝闻夕死复何伤。”诗人的侄子在壬辰战争期间，参加义兵抗击日军，战死沙场，可谓舍身取义。诗中引用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名言，认为逝者遵从了圣人的教诲，死得其所，生者因此能够惜而不痛，全诗的基调也慷慨昂扬。这种对《论语》元素的暗引、正用，成为朝鲜汉诗引经的一个特色。  

　　朝鲜古代汉诗中分布着如此众多的《论语》元素，是一个典型的文化现象。朝鲜古代汉诗对《论语》元素的运用，在题材、内容、意境等方面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也透露了孔子思想的地位及《论语》在朝鲜半岛传播的诸多特点。可以说，朝鲜古代汉诗中众多的《论语》元素是《论语》在古代朝鲜半岛广泛传播的重要证据，同时也是一个丰硕的传播成果，是《论语》的一种重要传播方式，也是朝鲜古代汉诗的一种重要生产方式。 

　　其次，《论语》注释本大量涌现。为了进一步推广《论语》，朝鲜学者一改前期只是传播《论语》经文的历史，开始注释《论语》。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 

　　李滉的《论语释义》（载于《退溪全书》），其特点是不仅在体制上还是内容上多承袭朱熹的《论语集注》。 

　　尹镌的《论语读书记》，其特点是反对朱注，以己见释《论》。 

　　李瀷的《论语疾书》，其特点是主张实学，提出用历史的方法去考察社会现实，用批判的态度研究学问。 

　　郑齐斗的《论语解》，其特点是反对朱子学穷理的研究方法，提倡阳明学的知行合一。 

　　茶山丁若庸的《论语古今注》，其特点一是不对《论语》全篇作注解，而是对有疑惑的地方作注释；二是参考程朱的新注与汉代的古注而作注。 

　　壶山朴文镐的《论语集注详说》，其特点是一方面改变原有《四书》的体例顺序，把《论语》放在《四书》的首位；二是大大减少原有的小注，加进韩、中学者的见解，补充自己的有独创性的见解 

　　此外，有关《论语》注释书还有洪大容的《论语问辩》及《四书问疑》、魏伯珪的《论语札义》、吴熙常的《论语札义》、柳长源的《四书纂注增补》、《四书小注考疑》等。 

　　总之，虽然《论语》注释书为数不多，但是这些书却体现了自己的注释特色，在朝鲜半岛教育、政治、文学、经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二、《论语》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中日学者大都认为王仁献书是《论语》入日的开始。王仁是朝鲜的华侨，他于晋武帝太康六年（285）应日本应神天皇的邀请，赴日本讲授《论语》。《日本书纪》记载： 

　　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谴阿直歧，贡良马二匹。阿直歧亦能谈经典，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歧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经典于王仁，莫不通达。 

　　日本《古事记》载此事说王仁所献的书是“《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王仁带去的《论语》所系版本，日本学者或谓何晏注本，或谓郑玄注本。《论语》传入日本，成了日本汉学的权舆，也成了日本文化的滥觞。 

　　在此之后，百济又于日本继体天皇七年（513）、十年、钦明天皇十五年（554），先后派遣五经博士段杨尔、高茂安、马丁良、王柳贵王道良等赴日传授五经。这里所说的五经，据《日本书纪》记载，只包括《礼》、《乐》、《书》、《论语》、《孝经》，与中国官学中的五经不同。自此，以《论语》为中心的儒学便盛行于日本，对日本人民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无怪乎简野道明说：“《论语》传入日本，也就是日本儒学的发轫。此书对于日本国风民俗的陶冶，实有极大的影响。” 

　　    《论语》开始传入日本时，读者仅限于宫廷之中、缙绅之家及僧侣，其句读和解释也只秘密传授于各博士之家。所以接受其思想学说和受其影响最大的是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如菟道稚郎子，据《国史纂论》卷一记载：“应神天皇爱少子稚郎子，立为皇太子，命其兄大鹪鹩辅之。及天皇崩，太子避之，菟道让位大，曰：‘大王仁孝，宜令天下之君矣……。’大鹪鹩曰：‘先皇谓天位不可一日空，故预选明德以为贰，我虽不敏，岂违先皇之命乎！’固辞弗嗣。相让空位垂三年。民之贡献者，不知所适归，而大鹪鹩执志益确，太子知其不可夺，乃自杀。大鹪鹩惊驶至菟到道，恸哭尽哀，乃葬于菟道山上。于是登祚，是为仁德天皇。” 从上述所述不难看出，兄弟俩之间所进行的这种推让，显然受了《论语·泰伯》“三以天下让”思想的影响。 

　　又，仁德天皇即位后，体恤民情施行仁政，全仿《论语》之说。《日本书纪》中记载说：（仁德天皇）四年春二月诏群臣曰：朕登高台以远望之，烟气不起于域中，以为百姓既贫而家无炊者，朕闻古圣王之世，人人诵咏德之音，家家有康哉歌。今朕临亿兆于兹三年，颂音不聆，炊烟转疏，既知五谷不登，百姓穷乏也。封畿之内，尚有不给者，况乎畿外诸国邪？”三月，诏曰：“自今之后，圣于三载，悉除课役，息百姓之苦。”七年夏，天皇居台上而远望之，烟气多起，是日语皇后曰：“朕既富矣岂有愁乎？”皇后且曰：“宫垣坏而不得修，殿屋破之衣被露，何谓富乎？”天皇曰：“天之立君是为百姓，然则君以百姓为本。是以古圣王者，一人饥寒顾之责身，今百姓贫之则朕贫也；百姓富之则朕富也。未之有百姓富之君贫矣。”仁德天皇的这一套关于“君民贫富观”，以及为此推行蠲免民众三年课役的政策，显然与《论语》的影响有关。他所说的“百姓贫之则朕贫也；百姓富之则朕富也”云云，恰是《论语·颜渊》中所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极生动的活用。 

　　七世纪初，圣德太子一方面广设国家学堂“学问所”，挂孔子画像于正堂，尊孔子为“先圣”，要求学生必修《论语》，以及《周易》、《尚书》、《左传》等汉学。另一方面，借用《论语》等儒家经典的思想实行了“冠位制”，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冠位制”用“德、仁、礼、信、义、智”表示官位的高低，冠位共分十二等：大小德、大小仁、大小礼、大小信、大小义、大小智，并用紫青赤黄白黑等颜色的官帽官服区别等级，以此表示官位与身份的高低。《宪法》更是以《论语》中的“礼”、“信”思想制定出来的。如第四条指出：“群卿百僚，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于礼。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群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第九条说：“信是义本，每事必信。其善恶成败，要在于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无信，万事悉败。”由此可见，《论语》及其思想已经渗入到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718年，元正天皇修“养老令”，确立了日本的大学和国学制度。“学令”规定大学寮以九经为教材，《论语》名列其中，并与《孝经》一起被视为必修课目。“凡经，《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论语》、《孝经》学者兼习之。” 同时对《论语》等经典的注本也作了具体规定：“凡教授正业：《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孝经》，孔安国、郑玄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学习年限是《孝经》、《论语》共一年；《礼记》、《左传》各三年；《周礼》、《仪礼》、《毛诗》、《周易》各两年；《尚书》一年半。 选修的七经按照卷数的多寡又分为大、中、小三经，大经包括《礼记》、《左传》；中经包括《周礼》、《仪礼》、《毛诗》；小经包括《周易》、《尚书》。通经的标准是：通二经者，大经内通一经，小经内通一经，或通中经两种；其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通一经；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另于中小经中任选三种；《孝经》、《论语》须兼通。学生凡通二经以上者，经考试及格，就授以官位，修的经书越多，成绩越好，授予的官位就越大。这样以儒家思想培养官吏，并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对《论语》及儒学的普及与盛行，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及至平安时代，清和天皇之贞观三年（861年），天皇第一次亲自讲解《论语》，他把《论语》称为“圆珠经”。“圆珠经” 的说法源于梁代皇侃之《论语义 

　　疏》。《论语义疏》序文中有“论语小而圆通，有如明珠。” 

　　江户时代，朱熹《论语集注》的传日，掀起了《论语》学习和普及的新高潮。据考证，朱注大概于13世纪上半叶传日，主要传播者主要是往来于两国间的禅僧、商旅及儒者。朱注在日本的流行有赖于藤原惺窝师徒。藤原惺窝推崇朱熹，他于1595年作《四书五经倭训》，成为日本最早采取将朱注的意义用假名注《四书五经》字旁的著作。林罗山是其门生，曾参与幕府的创业，对文教事业的贡献很大。他读到《论语集注》后大为赞赏，立志以振兴程朱之学为己任，于是在京都设席聚徒，宣讲朱注。担任幕府儒官后，他一方面向统治者举荐程朱之学为治国之器，帮助统治者将朱注《论语》推向全国；另一方面，对朱注《四书》进行训点，使其易于读诵，大大促进了《论语》的普及。 

　　受林罗山的影响，一方面，将军纲吉在元禄四年（1691年）把东京神田的一部分命名为昌平坂，设置“学问所”，新建了一座大成殿。第二年他出席了释奠仪式，同时亲自讲解了《论语·学而》第一章。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朱注的独尊性，幕府实施了“异学之禁”，弹压禁止程朱学以外的学派。如鹿儿岛藩的“造士馆”在安永二年（1773年）订定的七条学规中，第一条便规定：“讲书用《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等书，注解主程朱说，不可妄杂论异说。”确立了以朱子学为藩学教育的基本方针。 

　　在这一时期，孔子和《论语》的地位也备受推崇，如伊藤仁斋说孔子是绝对的圣人，他推崇《论语》是“至高无上宇宙第一书”。在《论语古义》中，他说：“《论语》一书，万世道学之规矩准则，其言至正至当，彻上彻下，增一字则多余，减一字则不足，道至此而尽，学至此而极……孟子曾引用宰我、子贡、有若三人的话说，（孔子）远胜于尧舜，又说，有生民以来，从来没有人像孔子这样受人崇敬。看来，诸子直接聆教于夫子，知夫子确实比任何圣人卓越，留言于后世。我决心以《论语》为至高无上宇宙第一书，原因就在这里。” 从中不难看出，伊藤仁斋非常尊重孔子，将孔子视为众圣人中特别突出的特殊圣人。 

　　明治维新开始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政府决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同时抵制自由民权思想，为此，他颁发了“道德以孔子为先”的圣旨，《论语》在日本道德教育上的地位得到明确肯定。 

　　这期间，一方面出现了一批《论语》的注译本，如武内义雄译注的《论语》（岩波书店，1954年）、金谷治译注的《论语》（岩波书店，1991年）、久未旺生译的《论语》（经营思潮研究会，1965年）、新岛淳良译注的《论语》（新地书房，1984年）、平冈武夫注释的《论语》（集英社，1980年）、诸桥辙次译注的《论语三十讲》（大修馆，1974年）、小林一郎讲述的《论语》（上、下）（平凡社，1938年）、吉田贤抗解说的《论语》（明治书院，1984年改订19版）等；另一方面，还出现了以涩泽荣一为代表的以《论语》经商的热潮。涩泽荣一，1840年出生，五六岁就在父亲的指导下书写汉字，诵读汉书，以《三字经》启蒙。后又拜尾高新五郎为师，接受正式汉学教育。在他的教育下，涩泽荣十岁时，就读完了《四书》、《孝经》、《十八史略》等中国典籍，打下了良好的儒学思想的基础。1867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2年，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却毅然弃官从商。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涩泽荣一将他的成功之道写成《论语和算盘》一书，他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执《论语》的企业家，以《论语和算盘》、儒家道德和经济合一的思想著称于世，拨算盘是利，读《论语》是道德，他相信《论语》和算盘二者应该相伴随、相一致。晚年涩泽荣一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搜集、整理和研究《论语》。1923年，他在二松学舍（现在的二松学舍大学）结合自己一生的体验讲解《论语》，阐述自己的论语算盘学说，并整理出版了《论语讲义》一书，该书被认为是一部难得的儒家资本主义经济论著。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在日本工商界一直被奉为经营指南和经营宝典，在二战后更是被发扬光大。即便到了今天，在日本民间、商界，对《论语》解读、阐释的书籍仍然十分热卖。 

　　（摘自唐明贵、刘伟合著的《论语研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